中美之争与人类第5次科技与产业革命竞争

导读：

人类前四次产业革命规律是什么？强国崛起的真正原因有哪些？当前的中美之争，与第五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有着怎样的关系？获得了上帝权力的人类还是人吗，实现永生的人类还需要进步吗，是否会退化？

这些问题，或许你都能从本文中得到答案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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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前四次产业革命的规律

公元前年左右，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出现的以金属工具制造、使用和以水利技术大力发展为标志的农业革命，可视为人类第一次产业革命。

一直延续至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以纺织机的发明和蒸汽机作为动力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引领了以电气化、化学应用和内燃机三项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至今，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与手机的普及应用，网络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带来的信息产业大发展，带来了第四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这一次，中国抓住机遇，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信息产业强国。

从时间轴看，产业革命呈现加速趋势。

表1人类第一、二、三、四次产业革命概况

回顾历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再对照当今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规律：

（一）历次产业革命依次满足不断升级的人类需求

每次产业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是符合人类（特指大规模人群，而非某地域、某阶层）追求更好生活的需要，前四次产业革命都是出于人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农业革命、纺织业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先后满足了人们吃饱—穿暖—住与行—社交等需求，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给人类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满足。

第五次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对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探索和追求，是满足人类更舒适便捷、更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需求的重要依托。

表2历次产业革命与人类主要需求

（二）技术革命不等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生依赖于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依赖于产业基础设施

产业革命的发生依赖于技术革命带来的科技创新，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能成为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都必然带来产业革命。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产业革命；再如，大型计算机很早就出现了，但只有乔布斯和他同时代的创新者，把人类从只有少数公司才能拥有的昂贵、大型计算机时代，带入廉价个人台式计算机时代，计算机如其他生活日用品一样，进入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产业革命难以通过个别技术的突破或个别产业的增长而实现，必须依靠新技术的大量集中与广泛应用，即通过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广泛改造升级，或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带来全社会产业普遍发生“质”的跃升，才能形成产业革命。

而技术要成功应用于产业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例如，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虽然是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最先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但是最早且大规模将这一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却是德国和美国。

又如，英国科学家最早发明从煤炭中提取化合物的技术，但反而是俾斯麦通过“计划”引进到德国，建立了重化工业。

再如，虽然英国的科研传统更悠久，但德国和美国更加重视理工类应用科技以及应用类研究机构，如，贝尔、爱迪生、西门子等，再加上强势的政府“产业政策”主动引进并资助应用，又使德、美科研转化周期比英国至少快3-5年。

另一方面，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设施也是产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例如在农业革命时期的水渠、水坝、井田制等保障了当时中国的农耕活动和生产组织形式；海上三角贸易以及东印度航线带来的棉花供应与纺织品销售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必要条件；相应的保护奴隶贸易、棉花运输、纺织品倾销的“海军舰队”也是维持产业体系的必备基础设施；德国和美国在政府推动下建立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两类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是公路、铁路、开矿、发电、电网，软件是社会保障与全民义务教育体系，及理工类大学的大发展。美国与中国投资建设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卫星网、互联网、光纤网等也为美、中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只有大规模需求才能有效刺激产业革命的发生

具备一定规模的市场需求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规模化的生产依托规模化的需求。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当时世界人口最为集中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及中国，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2/3；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约-万，还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同期的荷兰只有万人口。

并且到19世纪中叶，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德、美人口分别为万和1亿，到一战前夕，德国电气产品出口占世界电气产品出口的比重近50％；信息产业革命时代，美国至少3亿人口，中国14亿人口。

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人口量相对不足国家相比美国和中国都呈现衰退趋势。特别是美国，如果不和中国比，而和英法德日俄对比，他是明显发展更快的。

产业革命的发生还有赖于一定规模的有素质劳动者。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前，英国手工工场快速蔓延，培养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直接推动了各种生产机器的发明。

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德国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加强教学与科研、生产的结合，培养了大量工科、农学、化学等方面的优秀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美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吸引了大批外国移民。

仅—年期间，就大约有万移民来到美国。这些来自欧洲、中国以及拉美等国的移民不仅给产业革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且使全国人口和国内市场很明显地扩大了。除了移民，快速城镇化也为产业革命造就了大量劳动者。

除此之外，从20世纪中后期至今，美国以海外代工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生产转移到亚洲、拉美等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使实际的劳动者数量大大增加。

（四）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跨国协作

产业革命的发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需要进行全球协同。从历次产业革命，可以看到从国家治理、技术合作、生产网络等不同层面的协同。

英、荷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协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在年之前，荷兰舰队在名将米歇尔率领下，击败了法国，并几乎摧毁了英国舰队。所谓“光荣革命”甚至是荷兰执政率领荷兰海军登陆英伦，和平接管了王权。当然还有无权的双国王，即威廉的英国夫人玛丽。

荷兰人威廉三世很像得位不正的唐太宗、明永乐大帝，力图用文治武略证明自己的卓越与合法性。

随后，英国与“老对手”荷兰化敌为友，英荷舰队先后联合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成功取得了直布罗陀海峡及地中海的通航权，获得美洲与印度的殖民地，并取得了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和贩卖奴隶的权利，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英国发展手工纺织业来自荷兰（尼德兰）的转移，全球贸易基础设施——海军，则来自于英荷联合。英格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公司，也吸收了大量荷兰资本，等等。

年，英国纺织技工塞缪尔·斯莱特(SamuelSlater)窃取了英国纺织机技术后，到美国建设了第一个棉纺织厂，成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当然英国人叫他“叛徒”），后续的还有政府支持和ThomasDigges及FrancisLowell等工业间谍，系统地从英国窃取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虽然美国不光彩，英国不情愿，但客观上还是把英国技术复制到美国，促使美国在19世纪初完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顺便说明，正因为美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几乎是偷来的，美国对工业间谍会更敏感）

第三次产业革命，几乎是在几个先进的大国同时起步、相互促进下进行的，以全面开花取代了一枝独秀的局面。某一国的重大发明，很快就被别国所吸收，相互推动，发展迅速。

德国与英国的竞争协作。德国领先全球的电缆工业技术，化学工业技术都是从英国引进，正所谓“英国开花，德国结果”。德国有机化学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国自由贸易为其提供的市场，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而获得的（英国是当时有机化学工业的最大需求国）；不仅如此，德国化学制药业公司，如赫斯特和西门子，也选择在英国进行直接投资；此外，德国还利用英国廉价的铁、纱线、机器等生产资料，服务于自己开拓市场的目的。

日本明治维新，引入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是借鉴德国模式开启工业革命。日本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棉纺织业，新办模范工厂，从外国买入机器，并鼓励私人投资。提出“求知于世界”的口号，积极从英、美、德、法、荷、意、瑞士等国聘请熟练的科技专家，尤其对德国和英国的技术利用最多。还派遣大批官员、技师、学生到德国等西方国家去学习与考察。聘请德国专家设置化学研究所、化学工厂，发展水泥、炼铁及其他金属工业，尤其是创设兵工厂。

第四次产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中美必须协同的内在原因。中国与美国的捆绑，实现了美国信息工业与技术向中国大转移。信息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恰在节点时刻，联美抗苏，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开放。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领导期间，中国韬光养晦，在苏联倒台后，又抓住了“反恐”、“金融危机”两次战略机遇期，与美国捆绑（深度捆绑），实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同步。当奥巴马、特朗普上台，美国悔亦晚矣。

（五）产业革命对“城镇化”带来不同影响

产业革命不仅带来经济大发展，也带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城镇化”，但不同产业革命对城镇化方向影响不同。

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城镇化在世界范围快速发展，使人类基本上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虽然早在公元前年前，埃及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就出现了小集镇和城市，但直到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后，以满足住、行需求为主要特征，推动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快速发展。

表3世界部分国家产业革命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单位：%）

第二次产业革命因为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兴起，推动了原有城市的扩大和新工业城市的发展，但并不构成“住”、“行”质变；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的电灯、电话、电器、汽车、火车、高速公路、铁路等通讯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便捷联系，加速人口向城市集聚。电气工业的发展，使大规模集合居住成为最有效率、最舒适的选择。大规模城镇化、城市群化，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与特征。美国年发明电灯，年纽约建第一座火力电厂，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年福特生产T型汽车……-年，美国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城市由个增长到个，城市人口由万增长到万，城市人口比例从25.7%提高到56.5%。同样作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先锋的德国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城市化率由20%增长到80%。柏林则从不到20万人口的小镇一跃发展成为万人口的大都会。

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带来逆城镇化浪潮。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过度发展导致地价上涨、住房紧张、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尤其是信息技术深度发展，重新定义了“空间”距离，再加上人们追求更舒适、更有尊严生活的需求，部分产业和人口逐渐向城市外围转移，表现为“逆城镇化”。美国、日本等都曾经历过这一过程。

日本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形成了东京湾城市群，日本号称全国没有一条未整治（水泥化）过的河流。第三次产业革命成熟后，反而出现了以河道自然泥土恢复为典型表现之一的“反城镇化”趋势。

全世界范围内，“环保”、“绿色”、“节能”、“自然”成为潮流。这一现象背后根本原因是催生“城镇化”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至尾声，世界已从70年代开始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环保”格局十分特殊，中国几乎是在同步信息化时期，经历改革开放30年，实际是第二、第三次产业革命大规模补课周期，对中国而言，城镇化与环保是混合期的辩证法课题。

（六）从产业革命脉络看，“弯道超车”是伪命题

人类历史上产业升级与强国崛起，几乎都严格按照农业-纺织业-电气产业-信息产业的逻辑与脉络，而且前次产业升级是后次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条件。那些前次完成后次没升级的国家自然衰落或相对衰落，如中国古代商朝、近代中国、一战后英国、二战后法国、日本，冷战后俄国等。

反之，“大跃进”式弯道超车几乎是失败的，包括苏联、大跃进后的中国，以及大量从农牧业向第三次产业革命进军的第三世界国家，如阿根廷、伊朗、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严格意义上只有中国。

1.中、苏同异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重”工业特征，首先取决于资本积累。在文革之前，中国毛泽东与苏联斯大林几乎是采用了同样的“弯道超车”战略，即不经过纺织业等“轻”工业，从农业国直接向“重”工业转型升级：

①在资本积累上，两国同样采用暴力革命剥夺地主、贵族、资产阶级，同样用人民公社、集体农业剥夺了农业的积累，同样通过反小资反右，集合了小资、知识阶层的积累，并同样用人民专政下的计划经济完成了各自的五年计划。

②在技术引进上，苏联得益于特殊世界地缘格局背景下德国、美国的“有私”输出，中国同样得益于朝鲜战争后，形成东西方冷战格局下，必经的苏联对中国的“武装”，包括“项”的完整技术输出。

③中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是典型的强行“弯道超车”失败。

④中苏分岔仍是资本积累不够。

大跃进失败后，两条路线斗争后的结果是中国发动革命，向官僚阶层要积累，苏联则保存了官僚特权。历史上大修高速公路、大建汽车厂（大众、保时捷等）的希特勒也在凯恩斯主义用尽后挥刀向犹太人要积累，强行向重工业超车。历史上惨痛的政治悲剧本源正是来自积累不足、而又强行弯道超车的错误政策。

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时代艰苦积累完成重工业基础上，对内改革一是取消公社释放农业，二是鼓励乡镇企业、个体户、军转民等多种经济，发展轻工业。从产业升级角度，正是起始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体系补课。改革开放第一轮，特征就是乡镇纺织业的兴起，及连带纺织品配额谈判。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日欧开放，早期出口煤炭、金属、木材等原料及简单廉价工业制品，后期“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从美日欧换得宝贵外汇，用外汇大量成套从美、日、德（以日本为主）引进石化工业、电气工业、汽车工业等等。

同时配合政治制度上“不争论”，财政制度上“分税制”等中央集权的大基建，投资发电、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等，大拆大建，大规模城镇化等，迅速完成“二三”两次产业革命的补课与赶超。

苏联后期领导层也深感“轻”工业基础不具备，经济失衡，也想“改革开放”，但因地缘格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并不接受他的开放与融入，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失去中央集权后盾，并没能完成“补课”，因而衰落。

2.第三世界国家“弯道超车”皆是失败，几乎没有成功案例。以阿根廷为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阿根廷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发展了发达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来临时，阿根廷试图通过发展工业摆脱困境，大力扶植国企发展水泥、电力、冶金等重工业，试图从农业直接进入重工业，但这并没有让阿根廷摆脱经济危机，反而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泛滥，最终激起军事政变，弯道超车失败。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类似，“大跃进”式弯道超车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如相对发达的韩国，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直接超车至第三、第四次产业革命，小马拉大车看似辉煌，但此类头重脚轻的经济体经不起任何危机冲击。年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几乎破产，30个大财阀企业中有16家惨淡退出市场，25家大型银行中的16家沉寂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全社会大量失业、中产阶层没落，韩国经济遭受史上最严重打击，其影响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

3.或可成功的小国案例：越南模式。越南正严格复制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前景较大概率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越南从劳动力密集的纺织工业起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年GDP总值达到亿美元，经济总量已和葡萄牙相仿。纺织品服装、鞋类、消费电子产品等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越南凭借其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有可能成为新的小“世界工厂”。

（七）从产业革命看GDP失真与研发经济的重要性

研究宏观经济规律的感受是，GDP、GNP只是统计数字，近年来越来越失真，比如俄罗斯GDP尚不如广东省；中国的钢铁、水泥、高铁、电力、化肥等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几百项第一，但中国的GDP不是第一。这说明GDP数字失真了，其中除了汇率、统计科目的失真，还有更深层的产业与科技原因。

1.一、二、三产业划分已过时。

①一、二、三产业统计在GDP中的比重，更多反映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宏观经济。经过多轮的工业化改造，农业中包含了大量的工厂化、流水线农业、牧业，也包括大量观光农业以及新兴的田园综合体，它们是什么“业”呢？比如内蒙古的羊肉成本高于从德国进口的羊肉，因为内蒙古是传统畜牧，而德国是现代（或叫科技工业型）畜牧。

②一、二、三产业统计中，无法显示科技与产业先进度。俄罗斯的GDP再低，也是能研发飞船、制造各类飞机的国家，飞船工业的GDP数字与制鞋、制衣不是同等维度的。

2．投资+消费+进出口同样不能反映产业质量要素与经济效率。所谓挖个坑再填是二次GDP。同样，凯恩斯主义只能风行于二战前后，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影响下，低端的投资、低端的出口、经济价值含量越来越低。

3．现代经济应当划分为研发经济、实体经济与服务经济三类。其中，从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以爱迪生实验室、贝尔实验室、Google阿尔法研究院、德国弗朗霍夫等为代表的研发型经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与发动机。实体经济中，可以按第一、二、三、四、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主导产业进行分级，更能有效观察对比、指导高端产业的发展与政策引导。

实施新的GDP修正与产业划分修正，才能指导突出培育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突出加强研发经济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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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谁家？强国崛起的真正历史规律

（一）第一次产业革命与中国周、秦的崛起

在农业革命时期，农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适合农业发展的制度设计，都是农业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国周能够取代商，跟周重点发展当时的战略新兴产业农业密切相关。整部《周易》所讲都是夏朝农业部长“稷”的后人对农业的诠释，“小国周”打败老商业强国“大商”的策略，讲的都是农业产业治天下的制度设计：井田与分封。结合《尚书》、《诗经》看《周易》，这是一部周文王与周公共同写作的农业革命、周取代商崛起的史诗。周易对“鹿”、“猪”，多种农作物以及风、雷、雨、水、泽、土、火等自然要素，天时地利的描述，比比皆是，用心良苦。是对内培养团队（君子）、对外指引策略的史书与教科书。周之后，江山就叫“社稷”。

第二，秦国逐步走向强大也是以农业作为坚实基础。

在秦之前，魏国经历李悝、西门豹、吴起变法，率先崛起。李悝提出“尽地利之教”，大力发展农业，变法奠定了富国强民基础。吴起从魏去楚后，推行的楚国变法也都是效仿李悝之法。魏国整河渠，兴水利，强“武卒”，故能以晋分三国起步，成为战国第一霸。秦国重用商鞅（商鞅本是魏人，封地商，称商君），复制了魏国耕战变法，因而崛起。春秋末期吴王修刊沟，战国魏通黄河，秦国修都江堰、郑国渠，而其他各国都无史载此类巨大的农田基础设施。都江堰、郑国渠各兴田约万亩，每亩增产可养1人，即万人，即万户，这才是大秦崛起、楚汉争霸的战略资产。

第三，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来看，也能发现农业规模的重要性。同时兴盛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文明多年一直延续？为何只有中国能“大一统”，根本答案只有一个：大规模农业基础设施。

1.四大文明只剩中华的农业原因：秦朝统一六国后修筑的长城，成为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或“围墙”，避免了牧业文化区对农业文化区的冲击，也让长城以内的农业文化区一系列基础设施得以保留和发展。黄河、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等各年代修筑的重大农业基础设施，虽然历经数百年或数千年，从未遭受重大毁坏。而古埃及的尼罗河、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古印度恒河流域恰恰缺乏“长城”的保护与分割，辉煌一时的农业文明，随着灌溉系统没落，被战火反复摧毁，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以古巴比伦为例，古巴比伦先亡于波斯，再亡于阿拉伯，最后在年被蒙古人彻底破坏灌溉系统。

2.“大一统”的根基：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备奠定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是王朝发展的决定要素，王朝实现大一统的基础是农业区的大一统，非农业区如东北、西北、河西走廊、西南、东海沿海地区始终有得有失。秦王嬴政修长城，通灵渠，通秦淮。隋炀帝杨广打通大运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延续与一统的根基，真正的“大一统”始终在长城以内，长江、黄河、大运河的流淌范围内。

3.古代战争：游牧民族从未战胜过中原文明，包括军事。

农耕文化先进于游牧文化，能提供更为稳定和丰富的生活物资来源，能够规模制造更多的手工产品，包括秦箭唐刀明炮等武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周朝时期的西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鲜卑，北魏时期的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宋朝时期的契丹、女真，明朝时期的蒙古、女真，还是清朝时期的喀尔喀、准噶尔，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曾发生过多次的冲突与战争，但游牧文化都未能战胜农耕文化，甚至被农耕文化所同化。所谓“草原帝国”“游牧可汗”，相对于大规模先进的农耕文明，都是伪命题。

秦始皇建长城后，特别是大运河修通，华夏文明表面败于游牧民族只有元朝一次。研究蒙古军史的学者普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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