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华夏时报

威廉·J.伯恩斯坦

世界比你想象的好

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是悲观主义者的典型，在即将结束杰出而漫长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他被问到，从半个世纪前他开始记者工作到现在，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好了，他答道：

我对进步这一理想已经失去信心。我的意思是，按照人们在20世纪初使用这个词时的含义，即人类将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完美，等等——那么，你如何理解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发生的惨剧呢？

刘易斯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与他的悲观印象相反，20世纪的后50年里所发生的谋杀行为比前50年要少得多。更进一步，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遭受极权主义、种族屠杀、饥饿、战争和瘟疫的人口数量已经稳步下降了，其中大多数的改善发生在最近的半个世纪，而这正是让刘易斯先生所失望的那一段时期。

想想看，—年，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66岁增加到78岁；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也已经从44岁增至64岁。在西方，长寿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不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也许是过去50年的最大成就了。再看看，与此同时，世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剔除通货膨胀后人均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总量，几乎增至原来的3倍。截止到年，墨西哥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显著超过年的全球第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如果这些以货币衡量的人类过去50年中所创造的物质进步仍然不能够使你信服，那么，你至少应该注意到，任何你想要以之来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如婴儿死亡率、教育普及率或教育水平，除了极个别的落后地区外，在全球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国家如何变得富裕？

在年左右，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加快，使得世界的居住环境更为舒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呢？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的大爆发。如果我们让一个学生定义什么是工业革命，他可能会回答：“年，各式新发明如潮水般在英格兰涌现。”这位学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新技术是人均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没有它，生产力和消费量不可能增加。基于此原则，上述问题可以转换为“发明创新需要什么前提条件”，答案是需要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财产权。创新者和商人需要保证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会被政府、违法者和垄断机构随意征用或占有。对一个人获得其应得的绝大多数报酬的保证，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请注意此处强调了“绝大多数”，因为财产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存在征税、征用和对某些商业行为自由的限制。同样，与封建制国家相比，它们的财产没收现象则较为隐蔽。若一个政府不能控制住通货膨胀或保持对银行业的适当控制，如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或当代的津巴布韦，则它就会像爱德华三世政府那样偷窃国民的财产。在前现代的欧洲，政府允许垄断行为，垄断者不仅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也破坏了国家对其他部门的激励机制。

第二，科学理性主义。经济的进步有赖于创意的开发和商业化。创造的过程需要一个知识框架给予支持—以理性思考为基础。如果愿意的话，加上支持技术进步的经验观察和数学工具作为辅助。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仅仅在最近的年以来，西方人才摆脱了极权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思维模式的束缚。就算在今天这个时代，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由于国家制度和宗教问题，实事求是的学术探究仍可能会将人的性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第三，资本市场。对新产品和服务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大量的资金—“资本”。即使财产和创新能力是有保证的，人们也仍需要资本才能制订计划和发挥创意。由于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没有足够的钱来大规模投产他们的新发明，所以如果没有大量的外部资本，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增长。在19世纪以前，即使是社会中最优秀、最有智慧和最雄心勃勃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途径获得大量的金钱得以将他们的创意付诸实践。

第四，快速高效的通信和交通。新发明的最后一步就是向几百甚至几千千米以外的购买者做广告和配送产品。即使创业者拥有可靠的财产权、适当的思考工具和足够的资本，但是如果不能够将产品快速而又便宜地送到消费者手中，他们的创新还是会成为泡影。直到两个世纪以前，蒸汽动力技术发展起来，海上运输才成为一种安全、高效和便宜的运输方式，此后50年，陆上运输紧随其后也变得安全、高效和便宜了。

当且仅当这四个要素，即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以及快速高效的通信和交通全部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实现繁荣。16世纪的荷兰曾经同时具备这四个要素，但时间短暂，而英语国家则直到年才实现这一点。直到很久以后，这四个要素才开始传向世界其他地方。

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造成不良影响。上述几条“腿”中，缺少任何一条“腿”，都会使得整个平台倒下，经济发展就会停滞。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如18世纪荷兰遭到英国海军的封锁，中东地区很多国家缺乏资本市场。最不幸的是，目前非洲的某些地区不具备任何一个要素。

繁荣的三阶段

几十年前，当西方财富和生产力快速而持续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经济学家意识到，试图通过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解释经济产出的传统三投入要素模型已经不能充分地解释经济增长的这种良好态势了。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Romer）认为，在某些时候，科学技术知识本身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指出，社会通过技术的“外部性”获益，即所有的生产者都能够迅速采用产业领导者的最佳经验，并且知识的边际生产力随着知识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罗默认为，经济增长水平仅仅受限于人类的想象力，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实际生产力局限在历史上2%的水平，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第一阶段：狩猎和采集。

让我们来了解在历史上这四个投入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知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广义来说，经济学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狩猎和采集阶段、农业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当然，这个四阶段范式过于粗略和简化了。比如在今天的巴西，仍然有大量的人在从事属于这四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最后的三个阶段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自从在地球上生存以来，人类超过99%的时间仅仅以狩猎和采集方式生存。这种土地高度密集型的活动在每平方英里的范围内仅能养活约1个居民。此外，游牧型的狩猎和采集者很快就可以把特定区域内的可食用动植物消耗殆尽，于是他们必须不断迁徙。狩猎和采集者仅保留了极少的物质财产，并且放弃了固定的住所。

就这四个经济投入要素而言，狩猎采集者使用最多的就是土地和劳动，狩猎和采集的社会不需要资本。由于这些社会依赖于四个要素中生产力最低的土地，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即使有所提高，也提高得很少，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是处于瘫痪状态的。此外，狩猎和采集社会的知识积累几乎是停滞不前的。由于狩猎和采集技术是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以几千年的时间范围来计算），因此其增长率变得毫无意义。

第二阶段：农业。

大约在1年以前，人类首次在新月沃地定居并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农业的生产力比狩猎和采集的生产力要高得多，使得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英里几百人。当农业社会接触到狩猎和采集社会的时候，后者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人口密度，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人，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几十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爪哇岛和本州岛，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几百人，因此狩猎和采集社会难以在军事上与农业社会竞争；第二，农业社会中培养了一小部分战斗精英，专门用于歼灭他们的游牧邻居。还有一部分统治精英策划和领导这些战斗精英；第三，在农业社会中，人类和驯养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致病微生物细菌感染，如天花和麻疹。从事农业者对这些微生物已经具备了免疫力，而这些微生物对他们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的邻居却是致命的。天花致死的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数量超过了科尔特斯（Cortez）军队的数量，且在17世纪，在美国白种人与该病菌有实质性接触之前，北美地区已有约万的土著美国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农业社会已经出现了个人财产权制度。而对于狩猎和采集者来说，对大范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建立独立的所有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而不是绝大多数）早期农业是集体的，而我们会发现，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初，农民就已拥有个人财产权并在个人土地上从事耕作活动了。与那些公有制的竞争者相比，这样的农场变得更为高效，并且那些支持个人财产权的社会很快发现，他们不仅比自己狩猎和采集的邻居先进，同时也比公有制的农业社会更具优势。

将农业的变革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说：第一次经济革命之所以称其为革命，不是因为它把人类的主要活动从狩猎和采集转向了定居农业，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是因为它为人类的基本比例关系创造了一个转变的动机。这一转变的动机起源于两个制度的不同财产权。若对资源的所有权是公共的，人们则没有动机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

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障碍基于以下事实，即在狩猎和采集社会，土地是最关键性的投入要素。如果人口增长，如10%，为了保持人均食物消费数量不变，人们需要耕作更多的土地。由于边际土地的质量低于现有农地，因此其生产力也更低。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食物需求，人们不得不额外耕作超过10%的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先进的灌溉和施肥技术、轮耕制度和牵引串联式犁具极大地提高了每英亩的产出。但是这些进步是在许多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公元—年，谷物产出提高为原来的4倍，即这段时期内的年增长率仅仅为0.28%。在这段时间里，人口数量的增长迫使一些低质量的边际土地也投入了生产，使得在这年里出现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被抵消了。因此，纯农业社会的生活水平是保持相对静止的。

的确，大约在1年前的人类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并且，随之而来的适度的农业技术改善也促进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但是，这些进步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在18世纪中期，大饥荒夺去了超过万爱尔兰人的生命。

在中世纪时期，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较为零散。在18世纪，英国那些不断采用最新农业技术的“与时俱进的农民”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尔萨斯对这种悲惨的状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个世界里，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产出的几乎凝滞的增长速度。马尔萨斯经典的“积极抑制”（饥荒、瘟疫和战争）为食物营养和食物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解决办法。

第三阶段：工业化。

大约到了年，农业技术适当提高，伴随着财产权、资本市场和交通技术的首次活跃，大量农民得以离开农场并从事制造业。在欧洲北部和南部，制造业指的就是纺织业。在意大利，熟练的纺织工人将丝线和进口的织物加工成华丽的物品。英国人用船将未经加工的羊毛运到勃艮第（大致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那里，熟练的工人将其纺织成上好的布匹。造船业和机械加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当时中国在出口纺织品和瓷器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些工业的比例还不够高，不足以让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脱离农业生产。

制造业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它的限制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虽然报酬递减规律有时也会对劳动造成影响，但是随着规模的增大，劳动力所受到的影响不如土地受到的影响大。一般情况下，随着雇用工人数量的增多，工人的人均生产力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现代时期，由于人口密度和工厂密度的提高增加了生产者之间沟通的便利，于是随着劳动力的增多，劳动生产力有时甚至会出现增长，底特律汽车装配线和硅谷芯片制造厂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更好的一点是，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旧工厂作废后，新工厂的修建需要大量资本。人口密度的提高带来了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随着制造能力的提高，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最后，在工业化的社会中，知识日益被人们认为是通往财富的道路，“最佳实践”也日益展开和传播，所有要素的生产力得以提高。

19世纪的某个时候，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技术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相应地，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财富的增加，接着，这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以促进更多的技术进步。由于工业化经济不断引入高生产力的资本和知识投入，经济增长就具有了自我可持续性，且势不可当。

（作者为美国金融理论家与神经科学学者，经济史科普作家；本文摘自《繁荣的背后：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一书）

责任编辑：徐芸茜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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