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谜的新答案来了

本文摘自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东方出版中心年12月出版。

（正文字，阅读时间10-15分钟）

本书通过一个独特视角切入、剖析西方近代史，以回答“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马克斯·韦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思想家对“李约瑟之谜”的经典解释，是“资本主义制度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言下之意是“科学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会诞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而且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一场以牛顿力学和拉瓦锡化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

西方传统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寻找西方文明独特的“自由、民主”制度基因。但无论是韦伯强调的法治精神还是诺斯强调的产权与契约精神，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非原因。

正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所说：“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我们认识到纯粹的封建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己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那么，是什么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

既然封建社会包含了资本主义的所有胚芽，那为什么这个胚芽没有在东方破土而出？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气候条件”让资本主义胚芽在欧洲茁壮成长呢？

一旦我们意识到欧洲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都毫无例外是一部遵循丛林法则的“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以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精辟指出的：“战争制造资本主义。”也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书中所揭露的，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就是战争资本主义，即用战争攫取商业利润，再以商业利润支付战争这样一种循环扩张模式。而服务于这一扩张模式的资本主义政治、金融、财政、司法制度，也都是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所刺激和倒逼的产物。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今天不等于它的昨天。不能把它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比如法治、民主、大工业与福利社会）当成它萌芽的原因和先决条件。

因此阅读本书需要思考以下相关问题：（1）如果资本主义的昨天十分邪恶和丑陋，今天的西方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2）如果发展资本主义的代价十分巨大，西方是否还有理由和底气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3）如果发展中国家只有用西方当年的战争与掠夺模式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今天的西方国家有权阻拦吗？（4）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来开启和完成自己的科技与工业革命？

人们通常提及的“西方文明”，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准确的地理和文化概念。通常所指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的集合。而这两个文明在时空关系上极为不同，却被流行历史观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古地中海文明”泛指最早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苏美尔、古黎凡特、古安纳托利亚这类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文明（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这个“古地中海文明”体系，是由肤色较深、头发偏黑、个子较矮的南高加索人种创造的（古希腊人并非今天的白种人）。而“近代欧洲文明”是由北高加索人（以阿尔匹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在古希腊、古罗马灭亡后发展出来的，他们与创造古地中海文明的南高加索人属于不同人种。北高加索人（白人）代表的“近代欧洲文明”，也可以统称为“基督教文明”，虽然基督教本身也发源于中东地区，之后才传入欧洲。

但是，正如接受了佛教并将其发扬光大的中国人不能自喻为古印度文明的后裔和天然继承者一样，接受了基督教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北欧人也不能自喻为古地中海文明的后裔和天然继承者。其实阿拉伯文明对古地中海文明的继承关系胜过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人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覆盖过整个地中海海域。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代表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是在后来才覆盖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曾经拥有过的地域。但这不意味着代表近代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北高加索人，是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后裔与继承者。他们如果这样认为，便与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南高加索人）宣称自己是古地中海文明的天然后裔与继承者一样大言不惭。况且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西方文明，在其萌芽过程中从东方文明（阿拉伯、中国、印度）所直接吸收的养料，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它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所吸收的养料。

因此本书讨论的“西方文明”，是指近代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的“基督教欧洲文明”。所谓“西方崛起之谜”，是指以西欧白人国家为主体的“近代基督教世界崛起之谜”。这是为什么本书将中世纪末期的十字军东征，看成近代基督教西方文明真正开始崛起的起跑线。不过，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灭亡，为了不必要的冗长定语，本书姑且沿袭流行的错误概念，将古地中海文明和近代欧洲文明统称为“西方文明”。所幸的是，由于本书探讨的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谜，而非古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之谜，这一概念混淆并无大碍。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而没有任何社会需求比得上人类在集体性死亡面前产生的求生欲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后造成经常性大规模国破家亡的最大原因就是绵延年的热兵器战争。

本书勾画的历史主线是，延续了近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11—13世纪），在破坏了丝绸之路的阿拉伯贸易网络并扫清了整个欧洲通往东地中海贸易枢纽的“路障”以后，由于火药的传入和基于火器的热兵器战争，点燃了欧洲版“春秋战国”时代的野火，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近代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一个政权的生存能力，由于火药—火炮大规模战争的引入，完全取决于它的运行效率：无论是行政管理效率、战争动员效率、武器研发效率，还是经济效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最初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然后通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航海和全球殖民竞赛，扩展到西欧和北欧。

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之下的激烈军备竞赛，导致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和热兵器研发的大规模投入，使得与热兵器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由量变到质变，最终引爆了一场“科学革命”—包括基于炮弹力学原理的伽利略—牛顿物理学革命，和基于火药爆炸的氧化燃烧原理的拉瓦锡化学革命。同理，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竞争体系内高压强下的激烈商业竞争、殖民竞赛，以及相伴随的贸易战、金融战、间谍战、技术剽窃、全球市场开拓和由产业政策带动的产业链急剧升级，引爆了工业革命。

这是一条社会动力学演化之路。这个社会动力学的历史视角，把欧洲近代在力学理论和化学理论方面的突破，看作一条历史的因果链，即火药传入欧洲以后引发的热兵器战争，最终导致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和规模化国家竞争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内几百年的激烈军备竞赛，又导致了国家力量对科学技术的长期投资并形成强大的“战争需求”拉动力量，从而不仅促成了伐木、采煤、炼铁、冶金等工业的迅猛发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促成了“炮弹力学”与“火药化学”这两场科学革命的爆发—就像20世纪的计算机、互联网与航天科学的突飞猛进，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太空与核武”军备竞赛与地缘政治争霸的产物一样。

本书揭示，大家熟悉的20世纪冷战期间的激励军备竞赛模式，其雏形早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诞生和萌芽了。而爆发在17世纪的经典力学革命和18世纪的化学革命，不过是欧洲这场延续发育好几百年的跨国军备竞赛的自然产物与硕果。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流行“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妨碍了中国古代出现科学思维与科学理论。对于这个典型的韦伯式西方中心主义观点，我将在书中进行较为系统的质疑和反驳，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种理论认为，古希腊公理体系在文艺复兴后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因为自古就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那样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同样是继承和吸收了古希腊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论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为什么？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论的理性思维传统，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详见本书第三章）。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

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目前为止“西方中心论”解释科学革命较为客观公正的“非西方中心论”视角。不过爱因斯坦这个观点所提供的理由仍然很不充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虽然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但与古希腊数学无关。况且物理学巨匠牛顿本人，也曾经企图通过实验去理解化学现象，但一事无成、铩羽而归，白白耗费了后半生精力，徒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极其先进的数学工具。而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而且比牛顿的经典力学革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铁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亚当与夏娃）的力量，还是想获得别的力量，比如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何时何地按何种路径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而且问题在于，虽然培根提出了系统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论，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反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和他的前辈（比如塔塔格利亚）这些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们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企图用数学与实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再次，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

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文献。答案也不在于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关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的观点需要回答的，即无论在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都更加着重于理解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气候变化、繁衍生息密切相关的五彩缤纷的大千生命世界，比如鲜花为什么在春天盛开，虫鸟为什么在夏天啾鸣，枫叶为什么在秋天变红，雪花为什么在冬天飘零；天气为什么有四季变换周而复始，人生为什么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以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诸如此类的人生哲学问题。当面对如此多无法回答的自然哲学与伦理哲学问题时，哲学家和神学家都不可能像伽利略那样太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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