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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为获取英国最新技术的“秘密”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出考察者——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去观察、报告并且雇走技术熟练的工匠。因此，年到年期间，在移居国外的苏格兰人约翰·劳的怂恿下，法国发起了一场寻求英国技术人员的有系统的活动，包括寻求钟表制造者、毛纺工人、冶金工作者、玻璃制造者、造船工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运动使英国人感到十分不安，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某些技术熟练的工匠移居国外。这是涵盖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这种措施中的第一个，它涉及的行业也不断增多。
但是，这种法规并没有构成一道封闭性的障碍。在一个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社会里，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经对潜在的国际竞争抱有警惕。试以金属制造技术为例——因为这种技术同军备和机械有关而成了特殊的宠物。（人们为了能更好地屠杀所以就进行屠杀。）在年到年期间，法国君主政权派遣加布里埃尔一让·雅尔参观了英格兰的采矿和冶金设施。英国人对这种情报的价值十分麻木，所以雅尔在设菲尔德和英格兰东北部的铸造厂和锻造厂受到了良好接待。后来发表了的雅尔备忘录迄今依然是关于他那个时代技艺的宝贵情报资料。英国在计时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一样：计时是航海优势的关键；年，航海部允许法国来访者打开并且察看约翰·哈里森的革命性船用时钟，其理由是这种时钟应该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哈里森晓得这件事以后，他大发脾气。）
有些地方和行业对来客并不欢迎。在五金行业中心的伯明翰，每一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窍门和把戏。那里的工匠把每一个陌生人都当做敌人，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们不仅对外国人如此，对英国同胞也一样。亚瑟·扬是一位不寻常的旅行家兼观察家，曾经写到过他在这个繁忙城市所受的敌对性的接待。他说：
我在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也没有比在伯明翰更加感到失望。在那里，由于制造商们过分小心，我没能获得即使是最普通性质的任何资讯。看起来，法国人带走了他们的几项诀窍，因此对这个城市伤害不小：这使得他们极为小心，什么东西也不让陌生人看到……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伯明翰的制造商们从事自己的间谍活动。英国并不是拥有值得学习或盗窃的技术的唯一国家（虽然截止到当时，英国在这种潜在的窃取对象中占有最大的份额），而且英国的制造商们比起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对手们来说，同样是无所顾忌。此外，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而技术熟练的工匠们如同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把整个的欧洲当成自己的家。例如，法国五金工人最宝贵的秘密之一就是通常在黄铜或青铜上面镀金——鲜艳、明亮、一派富丽堂皇，因此十分有利可图。马修·博尔顿因为同詹姆斯·瓦特合伙制造蒸汽机而赢得了声誉，但他最初的起家本领却是制造纽扣、带扣、表链、蜡台以及各种各样的五金制品。博尔顿为了把法国的这种技艺学到手，把钱和人派到四面八方；还勾引法国的工匠和能手，如果可能就连同他们的工具一起收买。最终，他取得了成功，认为自己不仅是聪明的商人，而且是爱国者。与此同时，博尔顿自己也是别人多次试图勾引的目标。瑞典特别迫切，他甚至本可以从那里求得一笔酬金。
人们不可能总是分清好奇、探索和彻头彻尾的间谍活动之间的界线。关于这个课题的一位著名研究者写道，“许多外国人……搜集有用的情报……从来不秘密地干任何事情。”但他又说明，许多“来访者”本身就是铁器制造商、别的制造商、化学家、工业检查官或者是某种消息灵通的观察者。他们到英格兰来并非为了参观名胜古迹。例如，伊尼亚斯·德·温德尔名义上是炮兵军官，但更贴切地说，他是铁器制造商世家的后裔和法国政府挑选的工具。他以为自己有天赐的鼻子、眼睛、舌头和手腕，并且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
……我们发现详细查看英国的制造业没有任何困难，人们需要的是熟练掌握它的语言，不表现出任何好奇心，要等到饮了潘趣酒的时刻，才告诉自己可以博取制造商们和他们的工头的信任，人们必须避免由大臣们或勋爵们作推荐，因为那没有什么用处……完成这样一种使命，年轻人很不合适……为了有益地仔细观察事物，应该对机器起码具有某种见解，因为人们总是看着机器采取每一个步骤，其中往往会浓缩着制造的工序。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人才从英国流向大陆：如果能聘用到具有多年第一手经验的人，又何必硬要去浏览一番呢？只要是有现成知识的人，就能把它传过来。即使在后来科学传播和透明的时代，即使有样品和设备，即使有蓝图和明确的说明书，某些技术仍然要凭经验才能学到手。（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火热，法国人丢失了自己几个主要的武器制造中心，而又急迫需要他们的75毫米野炮的补充。这是他们的一种关键的火炮，是他们武器的骄傲，其零部件设计如此精巧，以致开炮的时候，一杯放在炮车上的水也不会洒掉。他们违反自己一切的保密规定，把蓝图送到了美国——完全无用。直到一批工人到来向美国人手把手交代了其中的诀窍，他们才得以有了在火力和稳定性方面可媲美的补充火炮。）
但在这方面，18世纪的招募技术人员的代理人却碰到了英国工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劳动分工。任何一名工人也只是知道一小部分的生产工序。有一位名叫勒图克的法国代理人（在英国化名约翰逊）抱怨说：
任何工人都不能向你说明操作的全部环节，因为他长期被固定在只是一个很小的部件上；听他介绍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谬误。但是，正是这种很少令人了解的分工促成了劳力的价廉、产品的完美以及制造厂商财产的更大的安全。
虽然专业化使得招募任务更加艰巨、成本更高，但是这种做法还是很合算的。这种外来移民中有些人是请来的：外国政府花钱请他们前来，并且帮助他们在企业中立足。但这些外流人员中有些人是出于情感原因而出走的——就像有位名叫约翰·霍尔克的人，他是一个对当局不满的詹姆斯党人，被法国商务局长丹尼尔·特鲁丹招募到了法国，成为毛纺织品和纺织机械的制造商，而且担任了外国制造品检查长。另一些则具有强烈的个人原因，像迈克尔·阿尔科克——他在至年期间携带情妇外加一点贪污的钱财出走，抛下妻子兼合伙人，让她来面对破产。这位妻子最后又同他团聚，可能她就是原先策划这个骗局的同谋。到后来，阿尔科克和他的两个女人显然设法做到了三人同居，住在卢瓦尔河上游的拉夏里。在那里，阿尔科克制造锻件和五金制品，并且尽力教给法国人一些关于精炼钢的知识。
然而，大多数外流人员并没有迫切的原因定居国外。他们到国外是为了钱。试以科克里尔一家为例。父亲威廉·科克里尔原是一名机械师，在年前后被收买来到韦尔维耶（当时属于法国，现属比利时）。韦尔维耶是毛纺织业中心，收买威廉的是企图过渡到工厂工业的一家手工生产者组成的公司。按计划，科克里尔要向他们提供从纤维到纺纱的配套机器组件。（这一工作用机械完成时必须把任务分解成一连串工序。）威廉·科克里尔怀有自己的宏图大志，本来会愉快地供应整个的工业（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谈论当时的帝制的法国），但是他却受到同新雇主所签合同的约束。毫无关系。他的女婿从事机器制造业，当年威廉的合同到期的时候，他在冶金行业的古老中心列日开办了自己的工场。
年，威廉·科克里尔把他的企业交给了他最小的儿子约翰，而约翰则转而从事多种经营，生产重工设备：水压机、蒸汽机、水泵等。这时候，比利时已经被并入荷兰，荷兰国王则把科克里尔公司看做是他王冠上的一颗宝石：“无所畏惧地把你们宏伟的企业继续办下去吧，请记住荷兰的国王始终有钱来为工业服务。”有了这种和其他的支持，有了更多的物质鼓励，约翰·科克里尔继续扩大了他的事业——冶铁，建造汽艇和机车，在亚琛（在附近的德意志境内）开设锌矿，在普鲁士开设多家毛纺厂，在巴塞罗那开设棉纺厂，在苏里南开设糖加工厂，在法国南部开设多家高炉，在遥远的俄罗斯开设商店、工厂、铁路工程。但是，这位全球企业家——有位法国人把他称为“一位最好被说成是思想博大而无国籍的英裔列日人”——的麻烦在于他太眼高手低了。尽管有雄厚的银行支持，他却在－年的危机中破产了，不久之后去世。于是，公司改组，成了比青铜和它的创始人的生命更持久的一座纪念碑。
多数英国的外流人员和科克里尔家族一样，但都是不出名的普通人，都是受高薪引诱的工人，其工薪比在国内要高出两倍。（英国的工薪通常可观地高于海峡对岸的工薪，但是这些熟练的工匠和机师在后进国家是稀有的商品。）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是由英国制造厂家和出口商派出执行任务，来护送机器并使其保持运行，后来才发现自己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受珍重。更多的人则是受到老工友的劝诱，来应招的。
请记住，这种行为大部分是违反英国法律的。为了阻止外国的竞争，英国早已禁止了多数机器的出口（但不禁止蒸汽机出口）以及技术工匠向国外的移民。在这方面，英国是遵循着一条十分古老的传统。例如，在中世纪的意大利，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和威尼斯兵工厂的造船木工只有在遭受死亡的痛苦时才获准移居国外。这种约束延迟了知识的扩散，但在监视手段并不完备的社会里，却无法阻止知识的扩散。英国的情况即是如此：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工匠移居国外，其中多数人都是自愿的，少数人是战争中被俘虏的。
英国人员外流并非独此一家。法国人引进了具有冶金技术的德国人；俄国人引进了荷兰人、德国人以及瑞典人。法国人抱怨德国人，说他们行为不检点、忘恩负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这些人是那些离家出走、投奔新的工作岗位的人。）在这方面，有位镰刀制造商这样抱怨他的德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种种优点，尽管待遇较为优厚，没有他们国内的那种军事纪律，但他们工作起来随心所欲，还得趁高兴劲儿，而且“一心想方设法争取被开除”。并非人人都是这样持否定态度。有一位工程师曾经指出，有外国工人在法国工作这一事实，对法国工匠具有一种有益的影响，完全根除了他们“独立自主的虚假观念。这种观念好长时期以来促使他们把自己当成给他们以生计的那些人的主子”。（这是一个经常讨论的主题。雇主们不喜欢依赖自己的工人，设法用资本替代劳力——因此才有了棉纺业的初始机械化和强迫建立工厂的做法——这往往不仅是受金钱考虑的驱动，而且也是受权力考虑的驱动。）
但是，金钱也起作用。劳动的分工使移居国外的工人很难泄漏所有的秘密，但是资本的分工却使某些雇主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国外并且教会外国人如何使用它。尤其是出现了新的专门机器制造行业，他们尽其所能在一切地方寻找市场。可以理解的是，这些新发明的机器的英国用户喜欢对其保密，因此才有了对机械出口的总体禁令。（但是不包括蒸汽机的出口，因为最初蒸汽机不适用于制造业。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它们在纺纱厂中找到了用途的时候，已经无法再让博尔顿一瓦特公司接受出口禁令了。）这种机器促销活动在富足的英国当地生产厂家不乐意买而外国对手却乐意买的时候就事关重大了。于是，机器制造厂家就成了隐蔽的“颠覆分子”，促进国外的竞争而在第三市场上暗中损害自己的同胞：“（机器用户）在技术上的自力更生伴之以保守秘密，可能是一种无言的自杀默契……”
关于知识扩散，就谈到这里。从长远来看，对于后进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技术学校。不管把标准定在中等还是高等的水平上，这类学校的目标都是培养更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并且为智力自主奠定基础。在这方面，法国人率先在年开办了“工科大学”（原名为“中央土木工程学校”）。其最初设计是一所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工程兵和炮兵军官，因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关系到技术知识的兵种。（任何一个勇敢的傻瓜都能挥舞一把骑兵的马刀。）但自从建校开始，革命政府就聘请了一批拔尖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前来任教，而这些人长期下来就使这所学校从军事课程和训练转变到灌输数学、基础科学和技术能力。这所学府的富有竞争性的特色——入学考试、公布名次、部分课业完成的名次、毕业的名次——吸引了法国最优秀、最聪颖的人才；所以，虽然这所学校继续向军队输送军官，但这些人并不是拔尖的学员。那些“X”佼佼者——法国人根据代数未知数符号这么称呼他们——都进入了私营企业和公营企业，并且形成了法国工程学和技术统治的精华。他们领导了法国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学习并且应用了英国最新的冶金技术；指导了国外的公共建筑工程；而且到了20世纪，逐步领导起法国一些最大的高新技术公司。
工科大学的教学不妨说太高深、太理论化了。那些想进而投身工业的毕业生通常还要在矿业学校或是土木工程学校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两所学校都建立于“旧政体”统治时期。在那里，他们学的是应用科学和技术并且接受上岗培训。与此同时，法国企业界逐渐感到需要建立另外一所学校，同工科大学一样，但在开设课程方面要更加实用。这就是“中央工艺制造学校”。该校于年由私人创建，年并入国立学校系统，用作培养工程师和企业经理的基地。中央工艺制造学校的学生不及工科大学的“X”学生威信高，因为该校历史较短，其入学竞争不那样激烈；但是它那较大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在一些较新的部门中，诸如在汽车业和航空业中，它的毕业生要比“X”学生们干得更好。
除了这两所关键的、综合性的学府之外，各种地方学校纷纷建立：各种工艺职业学校以及往往由雇主创办的各类专业学校，其培训侧重于某些特殊部门：里昂的化学工业、贝桑松的钟表制造业和米卢兹的纺织业。这种培训中，有些目的在于弥补以往的徒工制度消失了的遗憾。最后，一些较古老的技术机构，如工艺学院——它最初是博物馆——也开始授课，往往是针对成年人，这些学员们已经超过正常学龄，但想使自己赶上最新的发展。
法国的这些创举成了更东边一些国家的指示灯。尤其是工科大学在布拉格、维也纳、苏黎世甚至远至莫斯科等地方激起了效仿的热潮。此外，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相关学校的组合。例如，德国人发展了培养中层技术管理人才的行业学校网络；而且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一批技术高等学校——第一个年兴建于卡尔斯鲁厄——它们都按大学水平进行教学，造就了几代的化学家和工程师。最后，德国人在各个综合大学内推进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实验和探求的利刃，而且教学实验室的创立（尤斯图斯·李比希于19世纪30年代首创）使教育制度臻于完善。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种教育制度变成了全世界的钦羡目标和楷模。
依靠正规教育传播技术和科学知识，产生了重大成果。首先，它几乎总是促使以抽象事物和理论为内容的教育转化为各种各样的新老应用方法。我想强调的是新的应用方法。其次是开辟了通向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新知识门类的道路。
请拿这种教育方式同英国的“通过实干来学习”的教育方针加以比较，因为后者曾经推动过工业革命。只要技术依然是各项改进的积累，只要发明依然是已知的各种技艺的重新组合，那么，这种教育方式就曾经是十分有成效的。（即使如此，人们也不能不对英国人进修的能力感到惊讶：它培育出大量适用的天资和人才，其中不少都是自学成才的。）但是，从18世纪末叶往后，由于技术可能性和探究的疆界外移，探索超越了感觉经验的种种教诲。
新的趋势在两个领域中，即在化学和电力领域中，找到了最大的回报——在这两个领域中，取得成就都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先前的化学部门依然是一种工业烹调法：混合、加热、搅拌，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它们并非停滞不前。随着生产厂家追求规模经济，它们尤其从机械化中受益——采用了更大更快的窑炉、搅拌机、研磨机，等等。另一个进步的来源是废物利用的创新（例如，煤气用于照明），有些时候这样做是为了遵守惩治污染的法规。（利用废物总比受到控告或受到罚款要好。）但是，革命性的进步却发生在有机化学的新领域中，直接派生于关于碳基分子的研究。这些打开了通往多种应用的大门，首先是在染料方面（对纺织业至关重要），然后是在药品和摄影方面，最后在接近19世纪末的时候，是在人造物质方面——即我们泛泛称之为塑料的方面。
电早就为古人知晓，却未被理解，自18世纪以后，好奇的专家们拿它做游戏，几乎就像玩玩具。这种实验本来能够产生实用的结果，因此，本杰明·富兰克林才发明了避雷针。但是，系统地把电力用作一种能源并且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中去，还必须等到19世纪，等到伏特、安培、法拉第等人进行研究之后。这些人的名字已成为科学术语，永垂不朽。第一批工业方面的应用虽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却规模很小：电池（电流的堆积），它可以驱动电报和时钟；电解技术，可以专门用来电镀金属和刃具。这两项应用都是在年之前发明的。但是，随着发明发电机来生产大量电流以及建立配电系统，电力事业迎来了繁荣局面。最重大的刺激物就是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光照技术（）和电动马达。这证明了间接费用的投资是值得的。
在化工和电力两方面，学习和能力都依靠正规的教育。这些现象凭感性认识是难以理解的；解释这种现象需要图解和模式，而且其基本原理只有在课堂和实验室里才能最好地学到。在这方面，欧洲大陆依靠学校教学来发展和传授新技术，获益匪浅。追赶一跃成为领先，而英国则深陷在习惯的罗网中，落在了后面。
此外，在英国的电力事业中，地方自治加重了困难。有些地方，市立的煤气网成功地抵制了电气化；在另一些地方，英国建起了多层重复的电力网，每一个网都有自己的电压设计和硬设备。后来的改进措施只是加长了菜单。时至今日，英国的电器购买者还必须应付多种多样的插头和插座，而且顾客必须向店家点名要哪一种可以应用的现成设备。英国经济在这些新的部门中成长了，一如它曾经在那些旧的部门中成长——就像头朝下脚朝上。
科学和技艺的这种联姻开创了西蒙·库兹尼茨所谓的“现代经济成长”的时代。不仅是有一批非同寻常的发明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括内燃机液体和气体燃料的应用，通过电流来分配能和力，物质的系统转换，改进了的通讯（电话和无线电），由新的动力源驱动的机器的发明（机动车辆和家用电器）。而且还有高于一切的正规传送知识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的联姻曾经以一些结合作为先导。人们可以把这种求爱上溯到中世纪，追溯到应用天文知识来改造航海技术（纬度的计算），追溯到把数学应用于弹道学，采用摆锤来建造更准确得多的计时器。而且还可以回溯到蒸汽机，那是一次科学经验主义的不朽胜利。但是直到19世纪的晚期科学才走到前面而成为技术的先导。这时，想要成为发明家和难题解决者的人感到开始自己的项目之前先通读文献是有益的；或者就此而言，先读书再构思自己的目标——干什么以及怎么干。
因此，被赶上并且被超过的是领先者——革新者。而且因此一切旧的优势——资源、财富、权力——都被贬值，而思想被认定优于物质。从此，未来的大门是向着一切具有这种品格、这种双手、这种头脑的人敞开着的。
工业烹调法的秘密
我们已经看到，在制造“白色兵器”（剑和匕首）、刀和剃刀、刃具和锉（对于精密零件的制造至关重要）方面，钢总是首选的金属。起初，钢是熔炉中熔炼出来的一种偶然副产品，因为熔炉温度不够高，不能够产生均匀的融体，而且是随同软硬不均的铁，生产出一些钢。后来，随着以更高的温度运行的高炉的发明，人们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从生铁中获得钢。一种方法是对金属重新加热，把其中的碳进行足够的氧化，使其含量降低到1.2%－1.5%。其结果并不均匀（在正确的时刻立即停止，很不容易），因此就有了当时不同用途的各种类型的钢。质量最好的应用于枪炮和精致刀剑，质量较差的应用于犁铧和镰刀。
另一种方法是去除碳来获得熟铁，然后再加碳来获得钢。完成加碳工序一律要把熟铁锭裹一层碳，加热使之浸透，然后再锤炼。目的是通过击打的方式使复合金属物所含的碳分布平衡并且使成品质地均匀——有点儿像揉面团。而且正像通过折合、挤压、再折合、再挤压揉出更为均质的面团一样，这种渗碳钢的最优产品也一样，要使其折合，再锤炼，反反复复多次才行。所以，成品就成了多层钢锭；其层数越多（亦即，折合和揉搓的次数越多），这种金属物就越柔韧坚实。这种产品最优秀的范例就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刀。这种刀年之后依然保持锋利和闪光。欧洲的多层钢在17世纪初首创于纽伦堡（纽伦堡是一个工具和仪器制造业的古老中心），立即就被英国人学到了手。法国人直到年才学会了这项技艺。
但是，即使武士刀在均质性方面也无法同坩埚钢相比。所谓坩埚钢就是把钢加热成液体，使其碳添加剂完全熔合。坩埚钢发明于年，发明人是一位英国的钟表制造商，名叫本杰明·亨茨曼。他对获取质地较好的金属材料来制造弹簧和锉刀有兴趣，显然是出于职业上的利益。这项技艺被英国垄断了大约70多年——并非因为没有企图仿效的人。
尤其是法国人不惜花费巨资来了解这个秘密。法国在钢方面相对较弱，合乎情理地把这一点视为一种严重的政治缺陷。科学上的万能博士、因自己的温度计而名声卓著的勒内·安托万·德·列奥米尔（－）在18世纪初声称，他发现了他自己比作“炼金术士的点金石”的秘密，为了把铁转化成钢建立了一家“皇家工厂”，并且为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政府一笔慷慨的补助金。他失败了，因为他以为答案在于添加硫磺和正确的盐类。他从来没想到过碳的作用。他还以为，法国的铁用于炼钢完全合格，不像英国人那样为了炼钢还需要从瑞士进口质地更好的铁。他本应环顾一下四周。
“这种分析上的谬误以及这种‘爱国的选择’将在法国长期被接受，将加剧民族工业的落后。”随后，另有一些人也站出来大吹大擂，说他们已经制造出能够同英国和德国的产品相比的钢。根本就没有成功。最大的推进发生在加布里埃尔·雅尔年出访英国之后。雅尔本人打算生产渗碳钢，但是得到的却是低劣的成品，主要是因为他们像列奥米尔一样，使用的是法国铁。他在年去世，事业中断。另有一位姓杜亚美的机械师，是雅尔的旅伴而且是政府大臣杜尔哥的门徒。他被布罗伊伯爵雇用，而伯爵本人是一座锻造厂的厂主并且接受着一项大约10里弗赫的政府津贴，要从事类似的实验。15年之后，政府不得不承认杜亚美毫无进展。主动进行尝试的冶金业者更少了。毫无疑问，法国的确需要钢而且很想了解怎样炼钢。
于是，那位英国人登台了，就是伯明翰的迈克尔·阿尔科克。关于此人，我们在上文里已提到过了。他告诉法国人说，此事没啥了不起：炼钢很容易；难的是要炼出好钢。于是就在商务局长特鲁丹·德·蒙蒂尼（就是曾经派雅尔和杜亚美去英国参观的那个人的儿子）的帮助下，他开办起自己的一座工厂并生产出渗碳钢和坩埚钢的样品。他从未超出生产样品的阶段。
与此同时，阿尔科克的两位合伙人主动离去并且在卢瓦尔河上的昂布瓦斯（因其皇家城堡而更为有名）买下了一座小型的锉刀锻造厂。这个锻造厂吸引了舒瓦瑟尔公爵的兴趣，促使法国政府（又是在特鲁丹·德·蒙蒂尼的支持下）发起兴建一家生产优质钢的“皇家工厂”，并且每年向其补助两万里弗赫。但是，这种补贴却带来了祸因：必须使用法国炼制的熟铁。这家企业在设备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起6座大型高炉，40个动力锤，80座锻炉，而且从事了一个接一个的实验。毫无用处。它从来没炼出过坩埚钢，而且它的渗碳钢也没能让人信得过。
其他企业或多或少也具有良好的关系并抱有同样的决心，也都参加了这种竞赛，特别把目标定在制造良好的锉刀上，因为随着机械化的进展和金属品代替木料，锉刀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这种企业设在多菲内地区，获得了省长和奥尔良公爵财团的支持。首先，它从低处着眼：制造长柄大镰刀用的刃具和杂用五金制品。但后来却因贪污盗窃陷入困境。拿钱总是比挣钱要容易一些。
法国冶铁工业历史学家丹尼斯·沃龙诺夫作出了如下总结：在列奥米尔以后的60年中，法国的炼钢工业依然在“原地踏步”。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成功，却都证明是虚假的。这并非是因为那些政府检查官容易上当受骗或者好献殷勤，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强调这种金属的理论纯度而不是强调它的性能（硬度、锋棱等等）。在形不成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他们却被说服“接受”了关于规格重要性的观点。其结果就是报废、没有出路以及商业的失败。
随后，发生了大革命及拿破仑上台。这就更加原地踏步了。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多亏了一个叫詹姆斯·杰克逊的英国外流人员的帮助，才学会了炼制坩埚钢。德国人学会这种技艺比这早了大约10年，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一个名叫约翰·康拉德·菲谢尔的瑞士人是一位对外国企业具有敏锐观察力、孜孜不倦的徒步漫游参访者——他的鼻子和眼睛无处不在。他学会冶炼坩埚钢大约是在年。
要把工业烹调法学到手，仅仅有配方、蓝图，乃至个人的见证，还是不够。
天赋之才不够用
在19世纪中叶，生物碱奎宁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在印度疟疾使平民和军人衰弱不堪甚至丧生。奎宁并不能治愈这种疾病，但它可以减轻症状。当时，奎宁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的，而金鸡纳树则是秘鲁的土生植物。英国政府通过世界著名的伦敦皇家植物园，作出艰巨努力来从秘鲁获取金鸡纳树种子，培育它们发育成幼苗，然后把它们栽植在印度，但其结果却令人失望。印度依然依赖高价从爪哇进口，因为荷兰人已经在爪哇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移植。英国人本来会更喜欢他们自己的供应。
威廉·亨利·珀金年生于伦敦，是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同印度没有什么联系。他父亲希望他能当一名建筑师（社会地位上升），但从早年开始，他就想从事化学。年，他年仅15岁，就进了新兴办的皇家化学学院，其后接受一位德国科学家奥尔斯特·威尔海姆·霍夫曼的指导。这位德国科学家很喜欢这个男孩，聘用他当自己的助手。霍夫曼使珀金认识到了寻找方法合成奎宁的重要意义，而珀金把这个问题带回家去，带到他家的宅院中装置起来的一个小实验室里去。他没有找到制造奎宁的方法，但渐渐地他获得了发自石脑油的一种凝结物（煤焦油的一种成分），呈苯胺黑色，他接着从中取得了苯胺蓝或苯紫颜料。（化学向来都是一门奇缘巧遇的科学。）
珀金十分机敏地认识到自己的发现物的价值。他的蓝色着色物质能用作一种优质染料，所以当时只有19岁的珀金在申请专利之后，就利用他父亲和哥哥的资金兴办起制造这种染料的一家工厂。这样就结束了他在皇家学院的学习。从这第一次幸运成功到有意谋取的其他成功中，珀金不久就变成了百万富翁。接着，他又来了一次急转弯：他回到了他最初的爱好，即实验和理论化学。此外，德国的化学工业正在把英国的化学工业远远地甩到了后面。
这第一种人造染料是理想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煤焦油颜料工业的开端。一经珀金提供了暗示，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瑞士的化学家们就纷纷转向这一任务，人造颜料的彩虹出现了——紫红色（品红），洋红（原名为“马让塔”——magenta，系根据一场流血战斗的地名而命名），一系列的紫色，整个茜素属的各种红色、各种粉红色、各种橙色以及各种黄色，还有一种因为在汽灯下也不变蓝而引起轰动的绿色。这些颜料反过来又刺激了对时新织物的需求，并且使欧洲富裕国家的妇女放弃了她们传统的经济和阴郁的黑色。（今天更加富裕了，她们中许多人又回到了穿黑的时尚，甚至在婚礼上也这样。）但是，从长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导致更广泛的化学发展的新技艺分支：新的发光物，药品（阿司匹林、六O六、各种巴比妥类药物、奴佛卡因以及另外的十几种药品），摄影材料，人造肥料以及顺延下来的塑料——所有这一切都通常具有预料不到的、偶然性发现物的成分。
由于珀金的贡献，英国领先于这一新的工业部门。英国具备了这样做的一切条件。首先，它拥有一个巨大的、从传统上说基础良好的重化学工业，当时生产着碱、酸和盐。其次，它拥有碳基制造业的一切成分；任何国家也不能生产比它更多的原料煤焦油，任何地方也没有它的煤焦油价格那样低廉。最后，它为纺织品染料提供了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一工业却离开了英国的海岸，在德国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在法国和瑞士落了户。到年的时候，德国生产着全世界人工染料的一半；到了年，则达到80%到90%之间。主要的德国生产厂家对工厂、科研和设备进行大量投资，不论丰年歉年，都能够逐年支付20%以上的股息。这是历史一卜最重大、最迅速的工业转变之一。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明显的违背比较优势和相依条件“规律”的现象呢？这是因为除了珀金和其他几位时髦人物之外，英国并没有进行创造发明所需要的那些训练有素而且具有天赋的化学家。毫无疑问，它没有像在欧洲大陆上见到的那么多、那么训练有素的化学家。所以，当旅居英国的霍夫曼、卡罗和他们的德国同事被具有诱惑力的优越条件吸引回国的时候，英国的有机化学工业就萎缩下去了。形成对照的是，在德国，大型合伙公司崛起并且繁荣起来：赫希斯特公司、巴斯夫（BASF）公司、拜耳公司、爱格发公司等，都围绕着第一流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而建立起来，配有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大楼并且同高等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一种人才汇集合并创业和以研究为导向的文化，其重要意义在人造靛蓝的史实中充分显露出来。其中曾经有一种供合成用的合乎逻辑的候选物种：一种主要颜料，碳化合物，以高昂的成本从外国植物（菘蓝和其他植物）获取。在年，A.拜耳教授合成了它并且把这种制作方法卖给了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两家公司认定值得合作。他们彼此都需要对方。用了17年的时间、获得项专利、花了数百万马克之后，他们依然没有一种在商业方面可行的技术。有一条走不通的路，是采用一种不同的合成法，也是由拜耳进行的；但是它所需要的甲苯如此之多，以致煤焦油工业部门如果要供应这么多甲苯，就会让苯和萘之类的副产品把市场淹没。而报废产品是化学工业及其附近居民的灾祸。它们也是对开展新的研究的强有力刺激物。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转而求助于坐落在苏黎世的ETH大学（瑞士公民工科大学，又称综合工科大学）研究出来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以萘为起点，而萘在当时是几乎没有利用价值的煤焦油蒸馏副产品。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在实用和商业方面的难题，花了几年时间才解决。巴斯夫公司走了一条路；赫希斯特公司——它有权使用这种制造方法——却又一次根据苏黎世工科大学的研究，走了另一条路。巴斯夫公司投入生产的时间要早一些（于年，相对于后者的年而言），但赫希斯特公司的技艺证明要好一些。在化学界像在商界一样，做单杠后翻转不只是一种方法。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许多事例中一样，新的技术给陈旧的方法以及赖其为生计的人们招来灾难。在3年的时间之内，巴斯夫公司生产的靛蓝多得等于从25万英亩土地上收获的那么多。在这件事情上，大输家是印度人，因为他们培植并且出口天然靛蓝：从至年共达18.7万吨；从至年，下降到1.1万吨。这种染料的价格则下跌了一半。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在现代化学领域中已经把世界其余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抛在后面如此之远，以致那场战争中的战胜国对德国工业专利权实行没收，也没有立即给德国的国外竞争者们带来好处。美国最大的公司虽然拥有最优秀的美国化学工程师，却也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化学工业专利权或者如何使它们运转起来。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聘用了一批德国化学家。工业谍报被装上马鞍驮回家去了。（本文节选自《国富国穷》）
《国富国穷》
[美]戴维·S·兰德斯著
ISBN：-7---9
新华出版社年10月
定价：62.00元
原文转自：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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