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家伊维德让中国俗文学在西方汉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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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维德教授在中山大学参加“纪念王季思、董每戡诞辰周年暨传统戏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伊维德教授在广州与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成员共餐。前排左起依次为康保成教授、黄天骥教授和伊维德教授。自年大学毕业后，伊维德在汉学研究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年前，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年－年，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任教，可谓从欧洲汉学和北美汉学两种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伊维德不但学术成果丰硕，而且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被认为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大唐狄公案》让他倾心中国文化伊维德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早让他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是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小说《群芳庭》和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的小说《大唐狄公案》。高罗佩是荷兰职业外交官，尽管仕途一帆风顺，但流芳后世的却是他的业余汉学家的成就。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他的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风靡一时。“快读完高中的时候我决心要学习一种语言、钻研一种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不但跟我的母语和文化差异越大越好，而且要有悠久的历史，还得充满活力。就这样我选择了中文。”伊维德在莱顿大学读书期间迷上了明清白话小说，博士毕业论文就选了早期话本的版本研究作为题目。然而，让他在国际汉学界声誉日隆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却源自他在日本留学时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教授为我和其他一些外国学生组织了元剧阅读课，这使我第一次涉足中国戏曲的研究。”伊维德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中国古代戏剧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同时，伊维德还参与编撰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等。此外，伊维德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他在哈佛大学时一直教授有关中国妇女文学的课程，曾于年与管佩达（Beata　Grant）教授合编了《彤管：中华帝国时期的妇女文学》，并与方秀洁于年合编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妇女著述汇刊》。钟爱俗文学，尤看重版本伊维德挚爱中国文化，尤其钟爱中国通俗文学，对中国民间文学和说唱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宽泛，有些说唱文学文献甚至是国人鲜有听闻的，譬如宝卷。他出版了《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的宝卷》。“我对宝卷的兴趣，不在于它是明清新兴宗教或教派的圣典，而在于它对许多民间故事的说唱演绎，包括宗教故事，例如孝子目连的传说、妙善公主的传说。”他幽默地说，“宝卷对译者的巨大吸引力之一在于它们篇幅有限：我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完成《雷峰宝卷》的翻译并找到出版商，而翻译《义妖传》则要花上很多年，而且出版的机会也很小，因为太长了！当然，我希望我对宗教传说类宝卷的翻译也能在讲授中国宗教的课堂上发挥作用。”治学过程中，伊维德尤其看重版本学的意义。他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这些差异看成‘大同小异’，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着迷于这些‘小异’。当我们把戏剧改编也考虑进来，这些差异就变得更加迷人了。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则是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比较过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剧本。”专访：“传统”的中国戏曲也一直在变化南都：您和奚如谷教授合写的《中国戏曲资料（0－）》，主要论述了元代戏曲，您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作用和价值？伊维德：传统中国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社会。“传统”并不意味着一味稳定，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戏剧亦是如此。你不能先验地假设19世纪的演出条件和13世纪的大致相同。因此，要想知道元曲是怎么演出的，你就得研究元代剧场的情况：我们对男女演员了解多少，对观众了解多少，对演出场地又了解多少。搜集了相关资料，你就会发现元代以及明初跟明后期有很大的不同，而十六十七世纪又跟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仍然认为，对于学习中国早期戏剧的、想了解更多早期演出传统的西方学生来说，《中国戏曲资料（0－）》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在准备该书材料时，我们收入了几出与演员相关的戏。这些剧目恰好反映了元杂剧出版的不同阶段。学者们当然一直都清楚，明版元杂剧被大幅改编过，因此不能借助在晚明时期被改编过、充当明代文人读物的元杂剧版本，来研究元代戏曲，把它们当成对元代社会、文化的忠实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和奚如谷一直努力把元代和明初不同时期的版本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不止一次将同一个剧本的不同版本翻译出来，就是为了强调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南都：您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您参与或独自的系列著作中，《西厢记》选择的是最早的明弘治十一年刻本为底本，还翻译出版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十种版本》《化蝶：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的四种版本及相关文献》《木兰从军》等等，您是如何想到翻译这些民间传说或剧本的？您似乎对版本特别看重，为什么？伊维德：中国的传统白话小说是为读者创作的。它可能会采用“讲故事的方式”，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作者可以自由运用日常的口述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直接取自于专业作者理想化的“台词本”（Promptbooks）。“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白话文学与通俗文学画上了等号，因为他们需要一种中国的通俗文化传统来捍卫自己的文学纲领（literary　program），但他们选作“通俗文学”的作品其实属于几百年来文人们就一直热衷阅读、创作的小说和戏剧文类，而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通俗文学。只有少数几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真正对20世纪上半叶通俗文学的鲜活传统感兴趣。然而，当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时，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就已经确立，它没有为多数中国传统韵文和说唱文学留下多少空间，比如宝卷、弹词、鼓词等等——更不用说闽南话和粤语等方言的韵文叙事传统了。而在这些韵文和说唱文学的书面传统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形态，抑或说口头文学！在受邀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稿时，我很欣慰自己有机会撰写关于说唱文学和韵文叙事的那一章。然而，当我在哈佛大学想给本科生讲这个题目时，由于要提前准备好相关译文，我才发现只有很少的明清说唱文学作品被译成英文。因此，我开始为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翻译这方面的材料。开始做之后，其文类和主题的多样性、以及对每一个故事的多种处理手法，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是只有一个孟姜女的故事，而是有几十个孟姜女的故事，甚至可能有几百个！其他著名的传说也是如此，比如《白蛇传》或《梁山伯与祝英台》。每种文类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取决于创作的时间和地点，作者的才华、文类的要求以及每种文类的特定受众。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这些差异看成“大同小异”，但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着迷于这些“小异”。当我们把戏剧改编也考虑进来，这些差异就变得更加迷人了。戏剧要求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此在许多地方说唱文学作品中，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并没有以化蝶为结尾，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让二人还阳，所以“呆子”梁山伯能变成有男子气概的英雄，而敢于冲破枷锁的祝英台则能表现出她的妇德。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戏剧方面，我感兴趣的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而在说唱文学方面，我感兴趣的则是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比较过有关同一主题的不同剧本）。注重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南都：您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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